一个了解旧时社会的好办法，就是看当时民间流行的琐屑风俗，从这些习俗的细节上可以看出彼时社会上的思想趋向和人民的情感寄托。今天我们再次借助罗养儒先生的这幅“VR眼镜”，来观察清末昆明人的生活日常。为了您的阅读方便，我们节选了原文主要内容改编为通俗易懂的白话文。翻译中有不妥之处，请不吝指正。

清末民初的昆明社会，过新年的时候，不论城乡，男女老幼都要穿新衣戴新帽着新鞋，青年妇女都要在发髻上插朵鲜花或者绒花（假花）。

在正月初九之前，男女老幼都有各自的娱乐活动。更早的时代，妇女们必须缠足挽髻，出门走动不是很方便，所以过年时，只能在家里的青松毛上聚集些人，要么玩掷骰子赶老羊的游戏，要么掷状元筹、升官图，或者打狮子围，较老些的则聚在一起摸骨牌。

男子们除了外出游玩外，也会邀约些朋友打大字牌，打花湖、石湖（花湖是由骨牌演变来的，以纸作牌，印有天九、地八、人七、和五、梅花、长三、板凳等，每样各四张，求和的方法则有多种。石湖也是用纸制成，印有饼、索、万及红花、老千，也是各四张，打法和现在的麻将类似。花湖和石湖两种牌明代时就有了，可以说是一种古代的赌博游戏）。

多数玩得不大，一个场上一共也就三五百文铜钱，图个乐呵而已。

当时的青少年，在读书习字之外，也是有娱乐活动的，比如跳黄牛、跳海牌、放响簧、打抛球、踢毽子、打铁环……或者以钱撞钟、以钱丢坑、以钱杀魁。文艺青年们，则多数喜欢下老和尚棋、下三三棋等。女孩子玩的，一般就是踢毽子、打跌落、放响簧。

最有意思的是一群孩子坐在一起唱童谣。比如“张打铁，李打铁，打把剪子送姐姐。姐姐留我歇，我不歇，我要去张家楼上去打铁。打到正月正，狮子闹龙灯。打到二月二，龙抬头。打到三月三，荠菜花献牡丹。打到四月四，四个铜钱料个事。打到五月五，五只龙船敲花鼓。打到六月六，家家门前晒红绿。打到七月七，七个果子甜如蜜。打到八月八，八牙西瓜献月牙。打到九月九，九朵菊花泡烧酒。打到十月十，十个老鼠出来偷屎吃。”这首歌谣唱的是张献忠、李自成起义之后，清军入主中原的景象。

小孩子们拿到压岁钱，都喜欢去街上买玩具，要么买花炮放，要么买小零食，晚上则去三牌坊（金马坊、碧鸡坊、忠爱坊）买花灯。

孩子们最爱的玩具，排第一的是花小鼓，这个小玩意儿非常热销。在光绪十年（1884）前后，我家住螃蟹巷，隔壁一户姓何的人家专门卖小花鼓，被大家称为“何小鼓家”。

他家里两间房都堆满了花鼓，一直堆到了房顶，数量没有一万也有几千吧。这家人曾经说：“每年要卖两万多花鼓，我们一家人做不过来，还有一家在别处做着，因为昆明、晋宁、宜良、呈贡这些地方都要来进货啊！”

制作花小鼓，是用一条一寸来宽的薄木片围成圆框，蒙上一层猪尿泡，再涂上胶粘牢，印上花纹，填些各种颜色的油胶，用木框箍紧，敲击会发出咚咚的响声。鼓面直径约五寸，只有一面蒙了猪尿泡，另一面是空的。每只小鼓值三十多文铜钱，卖鼓的每只能赚十多文，积少成多，每年也能赚一二百两银子，足够养活一户五六口人了。

正月里的昆明，从四牌坊到三牌坊的一段路上，夜里挤满了卖灯的人，各式各样的花灯，不下五十种。买灯的人也多，有时把整条街都挤得水泄不通。

最好卖的品种是小红灯笼，孩子们几乎是人手一个了。其次是各种走马灯、花篮灯、鱼灯……买灯的习俗是从古时上元节观灯演变过来的，年年都延续着。

昆明城里扎灯卖的大概有十几家吧，都是上半年做纸灯笼、风筝，下半年就专门扎灯，收入足以支撑一家人的生活。也有些不专门从事此业但会扎灯的人，闲暇时扎几个好看的灯，等过年的时候拎出来售卖。所以过年的时候卖灯的人比平时多很多，十分热闹。

昆明的男子不论老少，最喜养鸟。第一爱养的是一种被称为“枝子花酒”的雀鸟，本名“偷仓”，出自东川一带。春天时鸣叫，每叫一声，能发出四个音，听上去像是“枝子花酒”四个字。还有更牛的能发五个音：“枝子一杯酒。”这种鸟颇为贵重。

还有一种紫雀，老家也是东川附近，也能叫出类似的人言，但能唱“枝子花酒”的很少，一般是唱“喜鹊花酒”或“贵妃醉酒”，也有能叫“枝子酒”三个字的，但这些就算不上名贵了。

我之前曾经养过两只紫雀，一只能唱“贵妃醉酒”，一只能唱“新媳妇请杯酒”六个字，跟人说话一样逼真，养鸟的朋友们都说很少遇到这样的雀鸟。

神奇的是，这种能“说人话”的鸟儿只能在东川一带和昆明附近生活，换地方就会死，堪比鸜鹆（qúyù）不能过河的传说。

昆明人养“枝子花酒”，可以说比对祖宗还好。每天早晚都要带鸟去草地上呼吸新鲜空气，喝的水必须清洁干净，吃的食物必须润滑好入口，天冷的时候要套上笼帏御寒，天热了要拿掉笼帏透风。鸟儿的唱腔如果不清脆了，要喂它们吃紫苏子；如果唱得太累了，还要喂西洋参泡的水……伺候得这么精细，只希望鸟儿能一鸣惊人，听的人便心满意足。

但是，要把一只雀鸟养到能开口唱出调子，得到大家的称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如果谁能一口气唱两三百声而音调不杂不乱，那就称得上是鸟中翘楚了，就能去茶馆里当“雀老师”。那些唱得不好听的鸟们，则被主人遮上笼帏，带去茶馆里虚心听老师怎么唱。

雀老师的主人按喝茶的碗头，一碗茶加收一两个铜元的学习费。一两百碗茶的场子能赚不少钱，雀老师的身价自然就高，有的甚至值黄金十两八两，超过了有钱人娶一个漂亮姨太花的钱。所以在当时，养鸟的人并不全是为了玩儿，只要养好了，发家致富是极有可能的。

因为指望着自己养的鸟有一天能身价倍增，于是鸟主人们对鸟的食宿就更加精心了，一个上档次的雕花竹雀笼，能卖三四十两，一对装食物和水的小瓷缸也要卖十两八两的，有的连笼帏都要用真丝质地的，实在是非常讲究。

人和鸟形影不离，主人去茶馆酒店都要带着鸟儿，去听戏也要把鸟笼举到头顶带着去。养了雀教师的人带鸟出门上课，那得意劲儿，比紫微星下凡还嚣张。

“枝子花酒”这种鸟，一般只在早上和晚上各鸣唱一次，所以雀教师也是早晚各一次在茶馆“讲课”。到了晚上，茶馆里灯火璀璨，人们都寂静无声，只有一声接一声的“枝子花酒”传来。主人在心中默数，等鸟叫到两三百声，就把黑色笼帏放下，一旦没了亮光，鸟儿就不叫了，雀老师也就算“下课”了。

这种鸟只有云南有，而把养鸟一事做得这般讲究的，也只有昆明人。这也可谓是当时的一种地方特色了吧！因为养鸟之风太盛，官府曾发禁令不准养鸟，认为养鸟使人们玩物丧志，已是一种恶习。

昆明人好善向佛，信佛必要诵经，当时的人都认为诵经能消灾免难，除罪恶、添福寿，求财得财，求喜得喜。所以很多妇女都爱请寺庙里的僧尼诵经拜忏，遇到过生日、家中添人丁、妇女怀孕、替家中男子谋事求财，都要在家里敲法鼓木鱼，摇法铃。所诵的一般就是金刚、药师、观音、弥陀等经文，怀孕的则念诵《血盆经》《三生解冤经》，礼的多是大悲忏。

诵经花的钱其实不多，但主人家寄托的希望却很大，一旦做过这堂佛事，便觉得安心，至于所求之事有无应验，都不会再提。

还有去莲花寺观音殿求子的人家，得子后到殿上还愿，挂匾、挂幡，甚至替观音换袍服的都有，这时候难免也都要请人诵经。于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各寺庙的僧尼们天天都有经事，忙得不亦乐乎。光靠替人诵经，就能养活男女僧众五六百人。

妇女们不但信佛，也信鬼神。遇到家中有人生病，或者不清吉、谋事求财不顺的情况，都要去比较灵验的城隍庙或者土地庙求神许愿，一旦病者痊愈，灾祸消除，所谋的事和所求的财都实现了，便毫不吝啬地去庙里还愿酬神。

比较有钱的人家，除了准备敬神用的三牲酒醴（li，甜酒之意），还要请一个戏班子到庙里唱演一天，不过这种规格只有城隍老爷才能享受。不请戏班的，就要送一个牌匾到神殿前表扬神功。当年城隍庙白衣财神前的牌匾，简直多到没地方挂。

除了以上这些，过去昆明还十分流行许愿说书。也就是请盲人说书者来讲《香山传》《祖师传》《火轮传》《蟠桃传》等民间故事。一部《香山传》，要讲半个月才封坛。价格不菲，一般要二三十两，但妇女们都心甘情愿出钱。

昆明妇女信鬼的程度，也不亚于信神。家里如果有人突然头疼发热，一般都会认为是被鬼“撞磕着了”。破解方法是用一只鸡蛋放在镜子上占卜。由一人扶着鸡蛋，把自己所知道的鬼神之名挨个念一遍，当念到某个鬼或某位神仙之名时，鸡蛋能立在镜子上的，就算是“占着了”。

对于鬼，要烧纸钱、泼水饭来禳（昆明人说成“展”）送，如果不幸撞了某一邪神，就必须要去纸马铺用三十六文钱买一堂神纸，并去卖猪肉的地方讨一块指头大的猪肉，名为“喜肉”，将这块“喜肉”和神纸花钱、黄白纸钱一起烧了，才能把邪神送走。

家中若是有人突然神疲乏力、手脚酸软，则被认为是“失魂落魄”，就要请人来烧松毛、踏门槛叫魂。这种破解方法名为“叫伴”，如果无效再请人占卜。占卜的结果一般都是要去涌泉寺、三姑娘庙、铁峰庵、西山龙王庙等地招魂，也是一种“叫伴”。做这些事的人被称作“禳送妈”，这类人在当时的昆明城内有几十个，都是靠“叫伴”来谋生。可见当时的家家户户，特别是妇女们，对鬼神之事有多重视。

因为敬信神佛，家里的佛桌神龛是必不可少的。昆明人基本上家家都敬奉观音像，多半是画像，也有些讲究人家供的是铜铸的佛像。如果遇到信奉中三教（儒释道）的，多是供观音、文昌、祖师的铜像，除了这三位外就是关羽关圣人。有时还会把泥塑的魁星、财神、火神、土地等放在一起供奉。

这些神像大的将近有二尺高，小点的也有一尺左右。关圣像旁边一般还立有周仓、关平。这样一来大大小小的神佛像就摆满了一神台。虽然不是家家都有这样的排场，但多数讲究的人家都是这样的。

有神佛像供着，自然就要有香炉、烛台、灯台、花瓶、净水碗等玩意儿陪着。于是神台上古瓷、古铜的花瓶，古铜的文王炉、葡萄炉，紫铜、黄铜的直耳三脚香炉都很常见，甚至还有斑铜炉、宣德炉、康熙窑香炉等宝贝，加上古铜的童子烛台、莲花烛台，一眼看过去真是一片古香古色。

这些物品中，有两三百年前造的，也有五六百年前的古董，工艺非常精致，神像刻画尤其尊严，说是文物也不为过，有的珍贵程度足以传世。

就算是最穷的人家，也必须要有一幅观音像、一座香炉、一对烛台列于佛桌上。这可以说是昆明当时的社会风气了。看一户人家的佛桌神台，就能知道这家人家境如何。

所以有些见识浅的妇女，在将女儿许配人前，一定要先去提亲者家里走走，名为“看人家”。如果看到对方神桌上漂亮璀璨，就认为一定是富贵人家，女儿进门一定有好日子过。于是就有些人“投其所好”，专门打扮好神台来掩饰自己家的真实境况，这也算是一种笑话了。

昆明民风向来敦厚淳朴，在七八十年前（清末光绪年间），讲究穿戴的只有一些当官的人，要穿绸穿缎甚至皮袍皮褂。土农工商们是断然不敢这样奢华的，一般都是布衣布裤、布鞋布袜，除了秀才外腰间都缠一根布腰带，最多就一顶瓜皮帽是缎子做的。

只有去做大客时，才从箱子里翻出绸缎衣服穿上。一件线绉马褂、一件贵州茧绸衫，或是一件四川绸衫，穿在身上就好像老虎皮一样，仿佛瞬间高人一等，有了吃人的资格。而且很多人穿的绸马褂、绸衫，都是结婚时定做的，过了二十几年，还是半新，说明穿的时候实在不多。

有些家境殷实的年轻人，遇到亲友家有婚丧事前去帮忙时想炫一把，穿件湖绉（浙江湖州出产的有皱纹的丝织品）衫，上面套件布衣，系条湖绉腰带，穿条湖绉裤子，就会被人讥讽为“开假”（现在“装逼”的意思）。可见当时昆明的社会风气是重在俭朴的。

从前的男子出门，天晴时戴一顶细蔑帽，下雨则戴一顶油蔑帽。撑一把油纸伞的就算是讲究人了，如果见谁撑把布洋伞，那一定是非常有地位有身份的人。雨大的时候，出门办事的人一般穿一双钉靴，在石头路上走着，满街都是“夸沓、夸沓”的响声。

妇女的穿着，在家时也十分朴素，身上的衣裤大多是素色，浆洗得干净洁白，虽然是布衣，却不显得粗糙。偶尔走亲戚，才穿上粉红、淡绿或者春花色的新布衣，配条湖绉或彩缎的灯笼裤。但是在街上走的时候，在红绿布袄上还要罩上一件蓝色的布袄，以免过于招摇。手上也不过是戴一对银手镯和镀金的银戒指。这说的还是年轻女子的穿着，如果是中年以上的妇人，则一律是扎了裤脚，穿件蓝布长袄上街。至于绸缎衣服，不要说平时在家没人穿，就算是一般的宴席也不敢穿，必须是遇到很大的喜事或做大客时，才穿这些高级衣服。

以前用来做衣服的布料，比如线绉、宁绸、杭缎、杭纺、苏绉、线春等，无一不是细软结实，永不变色，而且很耐穿。每一件绸绉衣服都能穿上十年八年，就算是外国舶来的哈喇、小呢、哔叽、羽毛等服装面料也都很耐穿，其中大哈（喇）是最好的面料。所以从前的人做一件哈喇马褂或者袍子，可以一直从父亲穿到儿子，再传给孙子。这些面料比现在的好十倍以上，哪里像现在一些衣服，跟纸片似的。这也跟社会的经济状况有关吧。

当时妇女们做客时的妆饰，在现在看来实在是又土又俗又笨重累赘，看上去还很奇怪。一个高鬏鬏（jiu jiu，在当时即高髻）配上一个大燕尾，要多奇葩有多奇葩，但是在当时大家都是这样的发型，并且还都被认为非常漂亮。

一般少妇去做大客的时候，头上戴满珠翠，高髻上还要套一个五六寸长的马尾鬏，旁边插一对大概四寸长、一寸半宽、重三四两的银镀金点翠的大宝石花。这对花要值十多二十两银子。除了这对宝石花，还要插很多大大小小的珠翠，满头插下来，就算没有半斤也有五六两重。当时的金银首饰，大都是十分笨重的，一对金耳环就有五钱（25克）重，再加上一对玉连环，有多重可想而知。想想当时的女人们也是造孽。

青年妇女去做大客，不只头上要特别妆饰一番，身上脚下也要认真收拾。穿袄、穿褂、穿裙，都要按礼仪来，缺了哪个都不行。至于衣服上的佩带之物就有点俗了，什么怀镜啊、大香包啊、大银三丝啊都挂满在胸前。而且当时妇女的衣服非常宽大，袖宽一尺三四，长二尺三四，一套裙袄褂穿在身上已经是非常不自然了，再加上这些妆饰，又配上一对小脚，一个好好的人，弄得扭扭捏捏。但是这样的装扮，在当时人眼里却是很美的，如果今天谁穿成这样走在街上，搞不好可以成网红哦。

前面说的，都是清末昆明流行的一些风俗，这些风俗有的已经消失，有的还能零星的见到，他们呈现的是当时社会的真实面貌，站在我们现在人的视角，也许不能简单用“陋俗”来概括。

像罗养儒先生这样，不带评判的记录下那个时代民众生活的诸多细节，也许才是保存这些琐屑风俗最好的方式。

本文主体内容改编自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5年3月出版

《纪我所知集|云南掌故全本》

「往昔昆明之琐屑风俗」一文

内容改编：李爽 益珲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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