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本无界

——“思想的边界”丛书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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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边界”这套丛书即将要付梓了。我们推出这套丛书，希望通过解读近现代思想家、作家的书信，再现书信背后的故事，聆听书信主人讲述各自生命中那些波澜壮阔或风平浪静、风卷云涌或云淡风轻的岁月，从而能够走近他们更加真实而完整的生命角色。

“思想”与“边界”这两个词语的组合具有哲学的意味，借用李泽厚《美的历程》中贯穿始终的核心词组——“有意味的形式”，可以说，这是一个有意味的组合。作为人类文明发展中处于精神文化层面的“建筑”，思想不同于物质，超越了消费型的物质，也超越了可看得见的形式，从而无从有所谓的边界，自然无从诞生“思想的边界”这样的词语组合。由此可以说，我们这套丛书名——“思想的边界”注定不属于常规思维：将“边界”这个自带可感可见形式的词语，与“思想”这个无形式无边界的概念组合在一起，便催生了一种哲学的意味——为无形式垒砌形式，为无边界描画边界。所有的这些，像极了在徒劳处辛勤劳作。

巴金手迹

作为思想家、作家、诗人、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思想文化的巨匠，他们在身后都留下了盈千累万的佳作，再现“文章之无穷”的魅力，建立了“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在中国思想史、文学史、历史等诸多领域和学科树立了使后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丰碑。他们的名声，如曹丕所言 “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自传于后”，完全来自他们的作品及其所达到的思想的深度、广度、高度。我们今天想要了解他们，最重要的途径是阅读、研究他们的作品，唯有如此，才能对他们的思想有所领会。那么，我们是否就此可以假设，他们所创作的作品，已经将他们的思想全部涵盖了呢？或者可以说，阅读和了解了他们所创作的作品，就能够完整把握和领会他们的思想了吗？

茅盾手迹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讲一个故事。

今天我们都知道司马迁的《史记》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意义：中国纪传体正史的开创之作，成为延续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书写模式。这是从《史记》所开创的体例意义方面而言。从思想价值而言，《史记》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个撰述宗旨，成为“二十四史”中位居第一的历史著作，其思想的先进性、科学性是后世史学著作所难于达到的。

作为《史记》的撰述宗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代表了司马迁思想的高度，我们今天研究司马迁及其《史记》的思想成就，无法绕开这个宗旨。如果按照前文所言，文史名家的思想，唯有通过阅读和研究他们所留下的作品才能够到达，那么，《史记》的这个宗旨，应该通过阅读使司马迁青史留名的巨著《史记》来获得。不过，事实是，这个宗旨并不出自《史记》，其出处在一封信里。

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时任中书令的司马迁写了一封信给当时身陷囹圄的朋友任安。这年，太子刘据被汉武帝新宠臣江充栽赃，陷入“巫蛊之祸”，太子非常恐惧，情急之下起兵，诛杀了江充，随即遭到愤怒的汉武帝强行镇压，兵败后太子出逃到京兆尹的湖县，最终悬梁自尽，太子的母亲王皇后也因此受牵连在宫中自缢身亡。太子刘据在恐慌中起兵的时候，曾假传圣旨，命令时任北军使者护军任安发兵，但任安收到太子发兵命令后，并没有出兵。“巫蛊之祸”事件平定之后，汉武帝认为任安“坐视成败”，“怀诈，有不忠之心”，将任安投入监狱，最终腰斩。在任安临刑之前，作为朋友，司马迁给他写了一封信，其实这是一封回信，因为几年前，任安曾给司马迁写信，希望在汉武帝身边工作的司马迁“尽推贤进士之义”，举荐自己。司马迁一直未回信，直到任安身陷牢狱之灾，才起笔写了这封回信。

这封信后来被称为《报任安书》。清代的储欣在《古文菁华录》中说《报任安书》是“激昂悲愤，自有文字以来第一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封信。这个“第一”，含有重要意义：在这封信里，司马迁除了表达自己发愤著书意志之外，还陈述了撰写《史记》的宗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茅盾致巴金

如果我们只读《史记》，不读《报任安书》，无法知晓这个宗旨，当然无法完整而准确地理解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真正目的；当然，因此关于司马迁及其《史记》的思想深度和高度的把握，也不容易达到最佳状态。思想家的有些思想甚至是具有重要意义的部分，并不在阐述其思想的作品当中，也许在作品之外——在思想的边界之外，如书信、日记等形式非创作类私人文献当中。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可以说，司马迁在中国思想史上又作出了一个开创性的举措。

了解了司马迁的著作《史记》与司马迁写给朋友的信《报任安书》之间不可分割的重要关系，自然回答了上面所提出的问题：要全面了解一个思想家的思想，阅尽思想家所创作的作品是首要的和必要的，但仅仅做到这些，还是万万不够的，有时候，重要的东西可能在阐述思想的作品之外——在思想的边界之外可能捕获到重要的碎片和火花。

茅盾致巴金

纵览中国思想史，有个现象值得关注，即中国思想史上的大部分思想家，其思想最初分散在不同的文章中陈述，以不同的体裁、以碎片化的形式呈现，缺少统一而缜密的逻辑结构将其思想系统、完整地表述出来。关于这个现象，徐复观先生作过论述：“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有如一个文学家的文章，必定有由主题所展开的结构。读者能把握到他的结构，才算把握到他的思想。西方哲学家的思想结构，常即表现为他们的著作的结构。他们的著作的展开，即是他们思想的展开，这便使读者易于把握。但中国的思想家，很少是有意识地以有组织的文章结构来表达他们思想的结构，而常是把他们的中心论点，分散在许多文字单元中去；同时，在同一篇文字中又常关涉到许多观念、许多问题。即使在一篇文章或一段语录中是专谈某一观念、某一问题，但也常只谈到某一观念、某一问题、对某一特定的人或事所需要说明的某侧面，而很少下一种抽象的可以概括全般的定义或界说。”

这种现象导致了至少两个问题：一是影响思想家作品的完整性；一是增加了对于思想家作品的理解和把握的难度。今天我们经常遗憾于一些思想家的作品很难收集完整，年代久远、散佚损毁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客观原因，但其最初呈现形式的多样化、多元化，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如果班固没有将《报任安书》作为传记资料运用在《汉书•司马迁传》中使之首次面世，我们无法想象：这封“自有文字以来第一书”是否能够得到完好的保存？关于《史记》撰写的这条提纲挈领式的宗旨，我们是否还有幸目睹和阅览？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思想家的作品最初被承载的形式，为其思想人为地构筑了边界，在有意无意间，将部分思想“遗留”在边界之外。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越出他们思想的边界，在边界之外探寻、采撷那些遗失的珍珠，努力为思想描摹相对完整完美的“形式”。

以上是这套丛书希望努力完成的一个任务。此外，还有一个希望，即努力为读者还原思想家们相对完整的生命角色。生命角色，是关涉传记的问题。现代传记理念认为，关于某个人的传记，其核心任务是要回答一个问题：他是谁？“他是谁”是哲学的问题。

1958年，汉娜•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认为，“他是谁（who）”里中心词“谁（who）”，其所要回答的是关于“人的差异性”。“人的差异就是人的独特性。的确，一切存在者都具有他者性（英otherness；德alteritas）。如果没有这种他者性，那么，就无法将一个存在者同其他的存在者区别开来并加以认识……由于人能够觉察自己与其他个体之间的差异，因此，人的他者性和差异性（distinetness）便成为人的唯一性（uniqueness）。”

简而言之，“他是谁”要回答的就是一个人区别于他者的唯一性。回到我们这套丛书中所讨论的思想家，他们的唯一性即是他们通过所创作的作品所传达的思想塑造了其区别于他者的差异性，如鲁迅所以区别于他者的差异性，在于其创作作品的唯一性，其他的思想家、作家亦是如此。他们的作品个性鲜明，各有各的独具无二的特色。由此而看，还原他们的生命角色似乎是非常简单的事情，我们绝不会把鲁迅的身份与茅盾的身份混淆、将郭沫若的身份与巴金的身份混淆。确实如此。但从如今所呈现出来的现象看，他们各自的角色并没有得到完整而准确的还原。

如关于鲁迅。在大部分读者印象中鲁迅是作家，但大家并不太了解，除了作家，鲁迅还担任过公务员，还是左翼作家联盟的核心人物，也是一个忠实的美术爱好者，甚至是一个美食家，如此等等，他的多元生命角色并没有为多数人所了解。

郭沫若致陶大镛 于立群代笔

再如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大众还比较陌生，甚至由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究其原因，更多在于后人尤其是相关学者、传记家在研究和介绍他们的作品、讲述他们生命故事的时候，有意或无意间，用自己个人的学术观点、偏见或学术局限性为他们原本统一而完整的生命故事设置诸多边界，将他们人生、思想分割为诸多领域、诸多板块，导致熟悉鲁迅作品的读者或许并不熟悉鲁迅作为美术家的身份，熟悉郭沫若诗歌的读者并不熟悉郭沫若作为历史学家的身份，等等。我们希望通过解读他们的书信，让他们自己讲述自己的生命角色，从而越过有意无意中人为设置的边界，能够走近更为完整的他们，还原他们本无边界的生命角色。

此外，需要补充的一点是，思想无形式无边界，是就其内容而言的，而作为人类精神文化遗产，思想的传承所需载体是有形式、有边界的，比如从人类最初记录文字用的岩石、龟片、贝壳、陶器、青铜器、动物皮革、锦帛、树木、竹子，到纸张，再到今天的电子设备，都是有形有边的载体。在这个意义上，无形式无边界的思想并不是真的无形式无边界。我们推出这套丛书，希望将以上二者融会在一起，兼而有之：一是为无边界的思想划定“边界”，在其无边界结束之处、在其“边界”开始之处探寻思想的火花碎片；一是为有边界的思想的载体增添新的品种，超越有限，探索无限。

郭沫若手迹

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对“界”字作了这样的解释：“界，竟也。竟俗本作境。今正。乐曲尽为竟。引申为凡边竟之称。”曲子停息之处为界，“界”这个字是伴随着不甘心、不情愿以及无奈的情绪而诞生的，是一个被情绪所催生的字，所以刘禹锡才哀叹“曲终人散空愁暮”。再优美的曲子终有停止之时，就此即有了竟，有了界，可是观赏的人还沉浸在曲子里不能自拔，如孔子在齐国初听韶乐般如痴如醉，从而亦有了遗憾、留恋和感伤。由此而言，乐曲的界是造成遗憾和感伤之所在，如想要达到完美或完整，需要超越音乐所停息之处的界；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想要了解和走近思想家们，必须超越那些有形或无形的边界，才能够达到他们思想的真实和完满。

中国文艺的最高境界是言尽而意未尽，思想的最高境界亦是如此：于有边界之处超越边界，探寻思想的无界。

是为序。

2021年1月11日

北京

END